劳动收入份额是企业生产运营决策的结果，为基于理论基础确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受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企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两者共同决定了劳动收入份额。
一方面，尽管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并非企业主营业务，但其主营业务收入会因为超额投资收益存在而提升，造成企业职工收入在内的企业要素收入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变化，因此本文推断劳动收入份额会受到企业金融化行为带来的职工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劳动要素在生产活动中地位下降造成的，而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会程度加深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因此企业金融化会抑制技术进步来提升劳动要素的地位，劳动生产率可能是企业金融化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企业金融化通过“盈利溢出”效应拉动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金融化行为的“盈利溢出”效应作用于薪资水平能直观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伴随企业员工收入水平提升，其他条件不变则代表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而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改变企业的利润分配进而影响到劳动收入水平及劳动收入份额。
一方面，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金融化行为本身意味着向下调整劳动者收入水平，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具体来讲，委托代理问题中经理人只拥有企业经营中的决策权而非所有权，但在参与企业运营管理的过程中要承担超出其持股比例的经营风险。
企业常采取股权激励的举措捆绑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以激励经理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经理人通常会利用其在公司管理中的决策权，以谋取私利。
为了短期内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利润，他们可能会优先选择增持高收益率的金融资产，或者降低员工工资来回购股票，以此来拉升股价，以达到股东要求的业绩考核任务。
从本质上讲，企业金融化是一种利用盈余操纵的行为，它要求企业管理者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通过降低员工收入来达到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达到公司的可继续增长。
因此，在委托代理的背景之下，企业金融化行为可能会对公司的劳动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员工的收入水平下降。
但是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也会对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和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员工收入和劳动收入份额。
就企业而言，金融化是投资组合的构建问题，投资选择理论模型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风险水平及金融资产和实体投资的收益率差异是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的两个主要因素。
依据此理论，针对当下中国特有现实背景，企业主体会因实体投资的高风险及金融资产的高额收益而加大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金融资产相较实体投资高额利差必然会诱使企业更多的进行金融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以追逐更高利润。因此，企业通过金融化行为来追求市场高额收益，这将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
此外，“蓄水池效应”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从而拓展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根据融资约束理论，当企业内外部融资成本差异较大时，企业将会受到较大的限制。
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企业应该合理配置金融资产，以确保其正常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财务状况。换而言之，企业金融化为企业生产运营起到推动作用，原因在于相较于实体投资金融资产的配置更为灵活。
根据融资约束理论，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可以快速处置金融资产弥补流动性不足，最大程度优化融资成本，走出财务困境。相比于其他实体资产，配置金融资产会带来资金成本效应，金融资产更容易通过高效的管理运作产生理想的投资回报。
随着金融资产的价值提升，公司可以更有效地优化财务报表，提高授信评级，并进一步开展再融资和实物投资活动。
此外，通过金融渠道获取收益可以有效改善公司的财务和运营业绩，从而提升公司的盈利。现代企业薪酬管理体制将员工工资水平与公司盈利水平紧密相连，公司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就会支付更高的绩效工资。
因此，企业金融化带来的收益越高，员工收入也会相应提升，从而使劳动者获取更多的收入份额。基于以上理论，可知道企业金融化通过“盈利溢出”效应拉动劳动收入份额。
企业金融化通过“技术抑制”效应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技术进步产生的抑制效应也可能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这一作用机制鲜有研究提及。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在内部资金有限和存在外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开展金融投资活动必定会挤占用于技术研发的资源。
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在给定的风险水平下，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期望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组合，以获得最大的收益。
基于我国企业现状看，伴随金融投资收益率与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差距的拉大，金融投资表现出更强的诱导效应，委托代理问题强化了这一诱导作用，致使
